深度：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思考与建议2025年7月1日
引言：当前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呈现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态势。当经济出现增速放缓、银行信贷持续走低、社会投资消费信心不足、有效需求难以启动的情况，此时政府采取的政策应有别于其它时期。即便在大家取得运用凯恩斯主义的共识之外，也应有政策的侧重点不同。考虑到经济学上提到的“休克疗法”，笔者的观点可称之为“输血疗法”。
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回升向好，但还存在一个相对困难的时期。如何看待这些困难？如何化解这些困难？中国的经济界人士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纾困的政策。笔者也就此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相比，有一些相同之处：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GDP增速下滑，外向型经济严重受挫，海外订单急剧减少，内需拉动乏力，百姓就业问题突出，收入有限等。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困难，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要持续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制造业回归”、“脱钩”，由被动地转为主动地打压中国企业、封堵技术。这是美国零和博弈思维和地缘政治战略决定的，且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二是中国城市化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将不如以前，房地产市场严重供过于求，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时代一去不复返。受房地产市场萎缩影响，地方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且地方债务十分巨大。由于土地财政拮据，地方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显得力不从心。
三是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学家观察到一个现象：一些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一些大宗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和家电等）在大众中得到广泛普及，大宗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将严重饱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增长将变得缓慢。四、三年疫情的持续冲击，对小微企业和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厉害，一些企业纷纷倒闭，一些商铺纷纷关闭，这是特殊情况造成的。五、经济下行时，银行信贷持续走低，社会投资消费信心不足，有效需求难以启动，已形成惯势。
这些困难因素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并非要丧失信心。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是好的，经济韧性足，传统的产业体系齐全，新的产业结构仍紧跟世界产业发展步伐，有些甚至走在世界前列。
金融体系未受到外界冲击，居民储蓄率高，物价指数处在可控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仍有足够的转换空间。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仍然存在，占领国际市场仍有一定空间，与西方的博弈仍在继续，但西方并非铁板一块，在西方国家封堵无效或弊大于利的情况下，西方围堵、封杀中国的局面将得到缓解。
再加上中国不断提高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高超的执政治理水平和日益完善的制度优势，我们完全可以树立“中国信心”。
我国四十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搞经济发展与之前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就是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设立经济特区，先沿海后内陆，先富带后富，从而创造中国发展奇迹。
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仍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但却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能和势能，也是我国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这是笔者为什么把这一部分放到最前面讲的原因）。我国各地区各区域存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基础、产业水平、民众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具体表现：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地区存在差异，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也存在差异。
二是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是一个相互作用动态发展的过程，但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非均衡发展。三是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今天要放在全球视野中观察，从而为谋求国际大市场打开思路。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一要灵活运用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特别是注重梯度发展理论、辐射理论、增长极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二要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也要发挥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并注重两者的互补互动，两者的互动关系将长期存在，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三要在区域协调发展上，通过培育新的增长极和增长带，为区域发展提供新空间。重点建设沿江沿海沿线沿边经济带，比如在西南重点打造重庆、成都、南宁、昆明等城市（对接东南亚国家），在西北重点打造西安、乌鲁木齐等城市（对接中亚国家），并以城市群为主体，充分发挥城市群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四要在产业发展、布局、承接，培育国际国内市场，拓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消费，以及建设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上，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大家想到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点毋需质疑。首先，笔者讲几个观点：
二是经济下行时期，投资者和民众由于投资消费信心不足，对利率并不敏感，这一点在有着储蓄传统的中国民众中更为突出。
三是经济从不景气转好时，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快于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并带动生活资料的上涨。只要监控两者的物价指数在合理范围内，可实行更为扩张的货币政策。当前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可能抬高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水电气交通等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这并非市场经济行为，是不可取的。
四是一般认为，政府的转移支付乘数作用于国民收入，乘数效应要小于政府购买支出乘数效应。但在经济低迷时，政府应增长社会福利费用，提高转移水平，从而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
自去年起，银行一再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政策利率，但收效甚微。最近披露，我国M2已达299.56万亿元，比美国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都大得多，但是这些钱都沉睡在银行里或潜伏在某个角落里（如贪腐分子的钱），并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或实体经济，还说明已进入“流通性陷阱”或者是空转。刚刚披露，央行将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正常情况下，央行发行国债，商业银行和国民购买。如今央妈亲自上阵，自己卖自己买，靠什么买?开动印钞机。一旦经济好转，沉睡中的M2被大量激活，还有大量的国际游资（不知道有关部门摸底了没有）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如果刹不住车，极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流行的观点认为，只有M2在增速过快时才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笔者并不苟同，因为我国M2太大了，成为引发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
我国目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适度放松银根，采取“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原则，主要在以下方面发力：
一是重点投资我国交通、能源、电力、水利、抗灾、生态修复、国防安全等重大战略设施建设，也加大对民生的投入力度，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
二是优化财政支出和融资结构。将资金投入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主要是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生产服务业及产业技术研发等，同时支持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淘汰高能耗、高污染和技术落后的产业或企业。
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更应引入民间资本、外国资本更多的参与经济建设，可建立投资备忘录和防火墙制度。
当前地方政府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地方债务沉重。非官方媒体报道的是62万亿元，还不包括隐性债务。怎么看？怎么做？
一是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有些地方超过了警戒线，个别地方已超出可控范围。地方政府举债扩张态势必须得到遏制。
二是62万亿元主要还是地方政府以城投等投融资平台用于融资建设当地基础设施造成的，这本身是应该由政府支出的，只是由于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工程上马造成急剧膨胀的债务。今后此类工程必须依财力按计划分步实施。
三是巨额债务都是建立在当时的“土地财政”的背景下造成的，如今房地产市场严重萎缩，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所以靠地方财政偿还债务是有极大难度的。中央政府应出手帮助地方政府。
四是经济下行时期，为了保持地方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不要为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而影响政府财政政策的制定，需要赤字就赤字，需要盈余就盈余，坚定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五是解决债务问题主要途径是发行公债（包括国家和地方专项债券）和盘活政府资产，发行公债应为长期债为主。
投资是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投资大项目特别是投资“铁公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中国经济增长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拉动GDP增长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根据公共开支经济发展阶段增长论观点，当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公共开支将从基础设施及超大型、重工业项目逐渐转移到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福利等方面来。
二是按照经济学者辜朝明观点，经济不景气，私营部门忙于修复资产负债表，私人投资意愿不强，需加大政府投资。
三是大项目、大投资，这个方式对增长GDP和税收是最有效的，但是它对解决相对就业和持续就业贡献较小，且资本流通的领域较少，撬动的杠杆少，一般民众从中受惠的力度相对较小。
大项目的投资和建设主体大多是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了避免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再加上央企资金技术实力雄厚，项目难以烂尾，纷纷把一些大项目交给国企特别是央企来做。再加上央企为做大市场业绩，不惜与民营企业争夺市场，造成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而民营企业的作用是“56789”，即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所以，国企与民企应各行其道，友好相处。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引导国企特别是央企以及实力强大的民企立足国内大市场和瞄准海外大市场为主，既争市场业绩又重技术创新开发，做强做大主项和核心业务。特别是在行业关键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国企和大民企应争做行业表率，成立研发部，增加企业研发费用，加大关键技术创新研发力度。国企在与民企竞争上，该让利让位于民企的地方一定要让利让位，让民企不断发展壮大。可采取“国企独挡一面”、“国企带领民企跑”、“国企放手开让民企干”等多种形式。国家一方面要开放更多投资建设领域让民企参加，另一方面要建立央企准入行业和禁入行业名单。
在现阶段，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时期，我国投资应坚持总量增加与结构优化原则，要统筹好GDP增长和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关系，统筹好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关系，统筹好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关系，统筹好大型企业与中小微企业的关系，统筹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统筹好大项目与小项目的关系。重点在以下几个领域投资：
四是在生态环保领域方面，投资重点流域水污染、矿山生态修复、城镇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及人居环境改善等。五是投资设备更换、产业升级的领域。
在经济下行阶段，失业率往往会上升，因此此时最紧要的是解决就业问题，因为就业是增加国民收入、扩大消费、拉动需求的重要前提。我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是大量的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每年约有3亿农民工和11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当前，由于外贸订单减少，以及产业的升级等，一些企业纷纷外迁或倒闭。也由于三年疫情冲击和房地产市场变冷的影响，一些小微企业主也加入到失业大军来。还有受线上购物、直播带货的影响，过去一铺养三代，至少可以维持一家子的生计，如今不少商铺的生意难以为继，纷纷关闭或转让，造成不少人收入锐减，这部分人也加入到失业大军中来。
一是政府和企业要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通过大大小小的无数个投资项目，带动相关行业发展，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帮助国民就业。
三是鼓励创业，政府在税费征收、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社保补贴等方面支持创业者，扩大帮扶创业范围，对特殊群体予以更优惠政策。
七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高校中的一些应用型专业，使受教育者的知识、技能与将来社会发展需求的职业相匹配。八是在农村中，结合当地情况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特色经济，通过乡村振兴创造就业机会，鼓励农民返乡创业，鼓励城里人到农村投资创业，鼓励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工作。
不少人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老龄化，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笔者不赞同这个说法，怎么看？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数比重越来越低，但应看到我国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升，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数量虽然减少了，但质量在提高。未来发展的产业并不是要求人数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可能还降低），而是要求素质和技术水平越来越高的劳动力，特别是机械化、生产自动化、人工智能化+ 更加剧了这一趋势，所以数量减少、但素质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正适应这一趋势，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支撑。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将从劳动力驱动型，转向为主要依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驱动型，这些必须依靠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红利并未消失，并且从“人口红利”转为“人力资本红利”（或“人才红利”）。也可以说我国已进入“后人口红利”时期。针对劳动力人口老龄化趋势，建议根据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制定退休政策，如延期退休、返聘等，并制定高龄人口就业的配套政策。
影响国民消费的因素很多，如收入水平、商品价格、利率、消费者偏好、消费信贷状况、社会保障等等，但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国民收入。根据经济学观点，富有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贫穷者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当经济处于下行期，国民消费投资信心不足，银行大幅调低存贷款利率，但国民就是不敏感。由于低收入人群偏多，有不少中低收入者被网贷、房贷等深度套牢，不敢投资，不敢消费，造成我国储蓄率高、消费率低，出现不敢消费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收入太低。所以，扩大消费最关键的是增加国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一是千方百计增加国民收入。如增加国民就业，给国民发放现金或消费券，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使之“有钱可花”。
二是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住房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减少教育等各项支出，使国民消费无后顾之忧，使之“有钱敢花”。
三是改善消费环境，创造消费场境，使居民“有地方花钱”，如夜经济、地摊经济、民宿经济、商业步行街经济等。
五是政府出台政策，增加补贴鼓励国民消费，如开展“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活动，由政府补贴、企业让利等各种形式鼓励居民消费。
六是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壁垒，规范收费行为，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如努力减轻国民在购车、购房的各种税费负担，以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
七是规范市场行为，特别是规范电子商务和直播带货行为，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引领产品供给体系优化升级。
目前，各地推出的家电、汽车、房屋等“以旧换新”活动，这是一项效果较明显，意义较深远的举措，但应考虑几点：
一是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需考虑买方体验，需要足够让利打动消费者，对一些影响安全和环保的商品采取强制报废和更新，才能确保“以旧换新”活动取得成效。
二是“以旧换新”最初的目的是扩大消费、消化库存，但最终目的是要淘汰落后产能、落后生产线、落后工艺等，实现产品的升级、生产服务设备的升级、生产线的升级、企业的升级、行业的升级、产业的升级。
三是“以旧换新”对大宗商品，如机械设备等，消费者也可以采取分期付款等多种形式灵活运用，增强购买能力。可探索提供多种消费品、多种补贴形式、多种交换模式等。
当前，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完整的产业链，具备形成国内国际大循环的条件和优势，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盛行，这是国际大循环的不利之处。从消费角度看如何开拓国内国际市场？
首先，应看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存在非均衡的状况，对产品产业的需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所以针对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地民众的收入状况，采取不同的市场消费策略。
其次，应看到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市场虽然盛行单边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但欧美各国各有各的核心利益诉求，我国需各个争取，各个击破，各取所需，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在统一国内大市场方面，可探讨设立区域、城市群协调领导机制，避免重复建设、同质化建设、恶性竞争、地方保护、规划不科学、标准不统一、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出现，重点打通各区域之间、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堵点和节点，疏通经济往来渠道，畅通国内大循环，要使全国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流动起来，甚至可以创新地让“土地”流动起来。
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针对欧美市场、亚洲市场、拉美市场、非洲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发展贸易，畅通国际大循环。采取“以市场换技术”、“以技术换市场”、“以市场换市场”、“以产品占市场”、“以服务占市场”、“以产品换市场”、“以产品换资源”、“不同赛道不同产品”等多种方式开拓国际市场，并形成以中国品牌、中国技术、中国质量、中国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大多学者认为，世界经济已进入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第四次业革命时代。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是以智能化为开端，并将其与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技术等技术革命融合的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基于物联网和互联网融合的工业革命，包含了人工智能、5G通信技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等高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应紧跟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
中国将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提升传统产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新型工业化的一个必然指向，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于改造传统行业和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2017年国家统计局分类，我国高技术分为六大类，新兴高技术产业为7个。
抓住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否就能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占据全球领先地位？我们先分享几个观点：
一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时期，世界经济已进入模块化生产方式和全球价值链时代，新国际分工时代以价值链分工为特征，发达国家掌握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价值链高端与高端产品，发展中国家只是通过廉价劳动力加入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如加工、组装等。中国生产出许多高端产品，但高技术、核心技术属于别人，我们从事的是高技术产业价值链中没有“高技术”的，劳动密集的低端环节，即所谓“高端产业低端化”。
二是新国际分工时代的模块化生产方式阻断了发展中国家逐级对发达国家实行技术追赶的可能，发展中国家必须从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价值链高端入手切入全球价值链，并带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一是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要让国企特别是央企、大学等科研机构、民营企业中的行业龙头企业处于研发的主要阵地。
二是借鉴微软等世界大公司实施“青苗工程”的做法，在大学寻觅有潜质的青少年，作为高级人才的一种战略性储备，出巨资培养。
三是对高技术产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资金、人才队伍等方面倾斜。对高技术产业的政策支持不能是笼统的企业或产品，应锁定到具体的价值链环节，特别是价值链高端环节。
四是在与国外发达经济体经济往来中，仍可实施“以市场换技术，再以技术夺回市场”策略，但由于美国等国的技术封锁，我国应转向保护价值链高端环节及其国内市场，确保国内企业核心技术创新发展及其收益的巨大市场空间。这些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就得益于国内市场的培育和保护。
五是我国要布局完整的产业链，要赶超发达国家，并不一定从成熟产业入手，而应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从未来产业布局开始，事先谋划，允许试错。
六是在产业梯度转移中，要发挥经济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又要发挥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在经济下行期间，可以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劳动或资本密集型企业，也可以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或传统产业转移过去。
七是一些地方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时，不能一哄而上，要与当地资源、人才、其它产业等相匹配，特别是对关联产业能否起带动作用至关重要。
八是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打下基础。我们要用高技术赋能升级改造传统产业，如用到现代信息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等对传统产业的研发、生产、采购、销售、管理、服务进行融合改造。特别是要把信息技术、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有条件的争取把AI技术应用到制造业等产业中去。
房地产曾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房地产作为一种商品，必须遵循供求规律、价值规律，以及作为不动产的自有规律。由于现有的住宅达到6亿栋（非官方数字），数字不管准确与否，现实说明现有住宅建设太多太多了，严重供过于求。从房地产经济占GDP比重、房价占居民收入比重、空置率等看，已说明以住宅（含写字楼铺面）为主的房地产开发已走到了尽头，高光时刻一去不复返了。
但由于房地产关联近60个行业，并且与民众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一个“房地产456”的说法，即房地产的相关贷款占银行信贷的40%，房地产的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居民财富60%都在住房上。如何妥善处置好现有存量房并使房地产经济软着陆，是政府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房地产出现困局并不意味着城镇化的结束，我国现在城市化率为65.22%（2023年统计），离发达国家普遍超过80%的城市化率相比还有差距，并且尚有8亿农民居住在农村，这部分人群中将有一部分随着城市化的步伐释放到城市空间来，这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必然趋势（通过城市化化解农村劳动力就业出路是关键所在）。并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新一轮城市智慧化提质浪潮会到来。
随着我国以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出台，城市群的基础设施更有待生成、发育和完善，打造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将成为重中之重。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又将成为城市化中的新一次浪潮。再加上房地产一些改善型特别是一些稀缺性住房的需求，这些将涵盖了房地产（或以新的形态出现）的城市化浪潮将方兴未艾。
房地产的发展应与一国之经济增长、国民收入、购买需求等有机结合起来，一旦操之过度，将引发房地产危机、银行危机、相关产业危机及社会稳定问题。解决当前房地产特别是住宅商铺写字楼建设问题的迫切之举是“保交楼、去存量、优配置、控增量”。
一是加大对一些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的融资信贷力度，确保顺利交楼，避免出现烂尾楼，造成社会巨大财富的损失和引发社会矛盾。
二是地方政府出资收购资金链出现问题的项目作为保障房，并鼓励社会资金投入低价收购存量房，用于工人宿舍或出租。
三是地方政策采取税务优惠、“以旧换新”等措施鼓励民众购买住房。“以旧换新”不失为一种好举措，即政府收购居民旧房子再出售或出租给廉租房申请者或外来人特别是农民居住，原住房者再用旧房款去购新房。
四是鼓励居民在符合规划前提下拆旧建新、自主建设等。五是地方政府通过发改、住建等部门控制新增商品房和保障房的建设。
我国城镇化还有发展提升空间。在给房地产纾困的同时，政府应把城镇化建设重点转移到：“三大”工程建设，旧城升级改造，如棚户区改造、小区改造、牛皮癣地块整治等；城市交通水气等管网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城市文化体育娱乐休闲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及更新换代；一些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修缮和完善；小区物业的改造（如加改装电梯、屋顶改造等）；一些企事业行政单位的服务便民设施的完善等。
此外，城镇化建设的重点还应包括大城市群之间的交通通信水气电等互通互连的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新增线路沿线的建设。城市化中的郊区化、逆城市化的建设重点则指向小城镇特别是县城、乡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完善升级等，以及城郊结合部一些文旅休闲项目的建设等。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仍然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三个问题是互相交融在一起的。
农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其核心是解决粮食问题和用现代技术生产要素改造农业。为了确保粮食生产，国家实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其主要措施是实施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或农田综合整治项目。目前争论较大的是“水稻上山”。一些省市县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总是把项目争取在本辖区内实施，而很少考虑土地是否符合耕种水稻要求。建议国家把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或农田综合整治项目实施纳入全国范围内统筹调配，至少以省为单位统筹，而不是以市县为单位。要破除地方利益壁垒，提高农田建设标准，凡适合开垦水田的地方多实施项目，不适合开垦水田的地方坚决不允许实施，而是缴纳开垦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相关费用。
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已成为农业的趋势。改造传统农业必须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如高质量种子、化肥、农药等。实行机械化大生产、规模化经营。利用生物技术、工程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等促进农业发展。国家有关院校、企业应加大生物技术等的研发和在农业中的推广应用力度等。
农村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大后方，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农村土地问题主要解决：宅基地问题、承包土地问题、农村集体土地上市问题、外来返乡人口创业居住使用土地问题等，这些应允许各地进行有益的探索。解决土地问题既要慎之又慎，又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目前土地流转方面的探索与改革，江浙地区就做得很好。笔者以为：在乡村振兴这一大趋势下，农村土地管理政策应有所变化。宅基地管理应逐渐松绑，承包土地必须坚持长时间承包政策不变，要探索好农村集体土地上市问题，要把控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市的范围，使之不与国有建设用地发生冲突；要把控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市节奏及要求，实行计划式管理，以免造成土地管理市场混乱。当前的关键是解决外来人口返乡人口创业使用宅基地或建设用地问题。
一是要完善农村水路气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生活配套设施，住房设施等。当前首先解决农村马路过窄和存在断头路的问题。
二是加强乡村人文和自然景观建设，并加强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配套设施建设。这是凝聚农村人气的重要举措。
四是要让民营资本进入乡村，特别要采取鼓励措施要让有乡村情结的有钱人到乡村居住、购物、投资、创业、建设、休闲、旅游等。
农民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主体，其核心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和提高农民收入。在经济下行时期，要扩大农民就业和提高农民收入，
一是让农民在农业中增收。国家要加大对重点农产品、重点农业大户的扶持力度，并且利用供销社等机构畅通销售渠道。对农民种植经济作物采取灵活管理政策,应避免追求大规模的单一种植，适宜种植水稻的种植水稻，适宜种植其它作物的种植作物，有利于提高农民种植的积极性。
二是要让农民在项目中增收。政府要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和农业，实施一批符合当地发展需要的项目，吸收农民工就业创收。
三是要在工业化、城镇化让农民受益。产业调整中，适度保持一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扩大农民就业。在城市就业岗位中，更好地设置农民就业岗位，尽力创造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探索在城市化建设中收购存量房作为农民工住房，减轻农民工住房负担，逐步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
四是在乡村振兴中发展产业，要依据乡村特色优势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产业，如打造药经济、茶经济、水果经济、矿业经济、庭院经济、民宿经济、旅游经济、餐饮经济、手工经济、健康产业、红色产业等等。
二是农村地区城镇化，将农村人口要素等其它经济要素适度集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城乡人口要素有序流动、良性互动，重点是县域范围内的城镇化，包括县城和有条件的乡镇。
三是农民工市民化，尽力创造农民工的就业创业环境，降低城市生活成本，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向市民靠拢。
近年来，有些地方成立了农管等机构，引发了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笔者认为，从历史和实践中看，对农村最好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地方政府对农民主要应是改善服务，而不是“一管就死”。如农业技术的指导、就业培训、生产销售信息的披露、惠农政策的宣传等等。工作方式方法上切忌“一刀切”和急功近利，要尊重农村文化传统和农民精神需求，要尽量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要及时解决农民重大关切的问题。
面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要学会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有一个简单方法：观察问题用减法，抽去次要的、表面性的东西，留下关键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经济学上经常用到这个方法。解决问题用加法，有些好的政策，好的措施出台，要使政策、措施有效果，得考虑相关因素，得有配套政策、措施等，如考虑政策执行者、被执行对象、执行手段、执行结果等。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好的政策、措施有时可能会被一些毫不起眼的意外的因素影响造成功亏一篑，甚至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观察问题、解决问题，还有一个简单方法，即“以大见小”和“以小见大”法。我们有时“以大见小”要把一个问题放到全球、全国、全域背景下去观察去解决。有时要“以小见大”，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通过个别的细微的迹象，可以预见到整个形势的发展趋势及结果。
利益分析法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从历史上到现在，重大政策的出台或改革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利益的总增加和分配。第二种是利益的总减少和分配。第三种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转移。显然第一种是成功的改革，我们追求的应是这种。第二种是失败的改革，它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单看对待改革态度，对受益方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对受损方则是拒绝的。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就技术而言，全国各地区各领域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获得相关数据已具备可行性。就管理而言，国家和地方已经成立了数据管理局，为数据获得具备行政许可性。各有关数据特别是经济数据应得到纵向联通（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和横向联通（各部门之间、各地之间），为下一步决策打下基础。一些主管部门应勇于承担行业管理责任，及时向地方和相关部门披露信息并发出行情监测、预测和研判分析等，而不能机械地共享数据而已。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是有深刻教训的。今后要在房地产建设、项目立项、产业的调整、工农产品销售等方面建立统一的共享机制、协调机制、指挥机制、宏观调控机制等。
在政策出台前，首先应加强有关数据共享分析论证，多采用利益分析法、正反利弊分析法、前瞻性分析法等，甚至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作出预判，并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对把握性不大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的政策暂缓出台，对有待实践检验的，则交给地方或部门进行试点。
曾几何时，我国经济出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但必将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无限风光在眼前”。只要我们用发展的思维去对待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奋勇前行，就一定会再次创造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